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读了这封信你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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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致胡适的一封信（如图），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接到你的信，又看见第二十八期《每周评论》上表扬《星期评论》的文章，实在感谢的极，但是因为先生这一表扬，我们以后更非十分的努力不可。


现在展堂、朱执信、廖仲恺和我，办了一个月刊，题名《建设》，定八月一号出版，也可以说是我的《新生命》月刊计划的继续，展堂、执信、仲恺三位都是很努力作研究工作的，我想出版以后或者更可以帮助中国人一点新知识。只是担任著译的人，不过我们几个，实在觉得柴火太少。大家极盼望先生和大学的各位同志，给我们寄些有价值的著作。每月收稿截止期大约是十五。

七月二日
戴传贤




戴季陶致胡适的一封信

这封信函虽未署名年份，但根据信中“又看见第二十八期《每周评论》的文章”一语，而第28期的《每周评论》刊发时间为1919年6月29日。又因为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主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月刊在上海创刊为1919年8月1日，这与信中所说“办了一个月刊，题名《建设》，定八月一号出版”完全相符。所以，可以断定此信写于1919年7月2日。虽然这封信函仅有200余字，但所涉内容较为丰富。

1胡适对《星期评论》的评价
1919年在上海创刊的《星期评论》周刊，是五四运动时期与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齐名的著名刊物之一。该刊是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下出版发行，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随《民国日报》派送，也对外出售。

信函中，戴季陶所说的“第二十八期《每周评论》的文章”是指胡适撰写的《欢迎我们的兄弟——

五四时期，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胡适很快就注意到这份“兄弟”刊物，因其体裁、格式与《每周评论》（因陈独秀被铺，胡适从第26期开始接办）很相像，故胡对其的评价只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这似乎说明当时出版的报刊中存在着抄袭、雷同的情形。一周以后的6月15日，《星期评论》第2期如期出版，胡适才猛然发现它与《每周评论》有很大不同，不由得另眼相看。他说：“《每周评论》虽然是有主张的报，但是我们的主张是个人的主张，是几个教书先生忙里偷闲杂凑起来的主张，从来不曾有一贯的团体主张。《星期评论》可就不同了。”接着，他以《星期评论》第二期上的“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一文为例，详加说明。他说：该文“题下的具名是‘本社同人’。末后有一段评语说，‘以上这七章二十九条的意见，是同人几年来研究的结果。’”并据此，把《星期评论》的特色归纳为三点：“（一）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二）这种主张是几年研究的结果、（三）所主张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政策，并不是抽象的空谈。”

刊物——《星期评论》

对于这三大特色，胡适又分别进行了深入地阐述。对于第一点，胡适自问自答道：“我们要明白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宣传事业’的目的在于使大众明白我们的主张。”而对于《星期评论》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一种团体的改造方针，他认为，“这是中国舆论界的空前创举……更希望《星期评论》的榜样能引起中国舆论界的觉悟……采用‘有组织的宣传方法’，使将来的中国变成一个名实相副的新共和国！”

是否有了一致的团体主张便意味着万事大吉，胡适对此持异议态度，他说：“单有一致的团体主张，未必就是好的。安福俱乐部何尝没有一贯的团体主张呢”，而且“现在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有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你递给我，我递给你。”因此，他认为要想真正替中国造就一种新文化，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也就是说“我们所希望的团体主张必须是仔细研究的结果”。接着，他对《星期评论》同人们的一些做法表示赞许。他说：“《星期评论》的记者戴季陶先生前年曾发表一种杂志的组织章程，对于杂志社里图书的设备，说得非常详细。我那时就觉得这种办法是中国舆论界空前的。可惜那种杂志并不曾出世、就小产掉了。现在我看见《星期评论》的建设方针，看他们几个月的时间，参酌多少专门书籍，采用多少专家的意见，修改了多少次，——这种研究的态度是我们极佩服的。我们很希望星期评论的诸位先生能坚持这种研究的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

对于第三点，深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主张“研究并不是单指书本上的研究，乃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因而对《星期评论》建设方针中提出的“情愿牺牲一些‘乌托邦的理论’，只求‘脚踏实地的行得通’”，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方法。所举的主张，也大体是很切实的。

胡适对于《星期评论》表示了极大的赞许，以至于他呐喊道“我们欢欢喜喜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万岁！”而当戴季陶看到胡适的评论，也难怪会发出“实在感谢的极，但是因为先生这一表扬，我们以后更非十分的努力不可”的感慨。

2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
前文已说《星期评论》是在国民党指导与经济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因而它是公认的国民党的重要言论阵地，而《星期评论》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党人敏锐地觉察到，这次运动与从前的运动绝不一样，它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于是，孙中山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为了扩大影响力，《星期评论》一方面公开打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另一方面积极向当时的新派人物靠拢。《星期评论》出版后，主编戴季陶等就把《星期评论》第1至4号给胡适各寄去10本，并保证“以后出版当照数寄”，同时还积极地向胡适约稿。而胡适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前文胡适对《星期评论》的评价就是具体表现。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与其他主张新文化的派别之间的分歧便逐渐暴露出来，这与国民党自身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理解有关。

《星期评论》虽以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自居，但其关注的重心是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该刊创刊号这样写道：“我们一面是用自己的观察，批评世界上的事事物物，一面并且希望诸君要批评我们的批评，并且还要希望诸君极力把所知道的下列各种事实，写了出来，发表在我们《星期评论》上：一、工场工人的生活状态；一、各处的农夫的生活状态；一、各学校的学生对于他们学校的观察感想和在校内校外的生活状态。”作为主编的戴季陶也曾撰文表示，“我们对于目前的政治问题，要积极地去求解决，不好消极的厌恶他放任他……既然要积极的求解决，那么我们对于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研究，不能不主张，不能不实行。”而这与《新青年》明确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同。在国民党人看来，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应有之义，因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一致的。因此，《星期评论》自创刊开始，就拒绝讨论那些玄妙的“哲学”问题，而是花大量的篇幅讨论社会问题。

然而，当时其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对国民党人把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理解为社会改造运动的观点并不认同。在他们眼中，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新思想、新文学运动。以胡适为例，他就认为，那时根本不承认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而只承认有新思潮运动。而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

虽然国民党人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社会改造运动，但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学运动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只不过与其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有所不同。以批判旧道德为例，国民党人一方面对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持批评态度，认为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已成为一种“思想的监狱”，因此决不能用旧时代的旧伦理来支配现代生活。就这点而言，他们与《新青年》的诸多论述有很大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他们对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又表现出温和的态度，肯定其中有与新伦理相通的内容。如胡汉民就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较为发达的“人格平等观”。而戴季陶对“理想中的新伦理”的设想，则更是充满了儒家的色彩，他甚至把“仁爱”作为个性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从这点而言，他们与《新青年》的反传统倾向又有很大的差异性。

可见，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国民党人积极创办《星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但因其对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与理解，以至于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始终是一种有限度的支持。

本期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