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风采】薛澜: 三所大学, 一代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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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人物简介薛澜，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牛津大学布兰维尼克政府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与管理、危机与风险管理。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77、78、79级）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的“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毕业30年之余，编者提出一个命题，让大家在同窗聚首畅叙友情的同时，把珍贵的回忆和深邃的思考用文字留下来，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从“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学生，再到“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卓然不凡令人难忘的经历，“新三届”为何能够在众多的大学生中受到关注？细想起来，答案也许就在于“新三届”大学生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社会大学指的是这一代人上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包括上山下乡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到部队当兵等。校园大学就是他们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就学经历。而国际大学则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的经历。中国20世纪50、60、8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考试的，很少有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工作的体验，而且改革开放后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出国学习。因此，正是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造就了“新三届”这样不可复制的一代，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主题。

社会大学里认识中国起点　　
　　小时候曾经看过高尔基写的《我的大学》。年轻的高尔基到伏尔加河畔的喀山求学，残酷的生活现实告诉他，上大学的梦想难以实现，他必须直面人生，在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拼搏，社会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使得高尔基得以接触社会各个阶层，锻炼了意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由于特殊历史环境，“新三届”的大学生，大都有着与高尔基相似的经历--在社会大学经受磨练。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有着在社会上的各种经历，包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屯垦戍边支援边疆，参军当兵守卫国防，更多的人在其它各行各业中辛勤工作着。与受到系统应试教育的师弟师妹们相比，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但这一代人充满磨难的经历确是其他年代的大学生所很难比拟的。在“新三届”很多班级，学生之间年龄差距20岁是常见的。不少人由于出身不好，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仍然坚持学习马列原著，希望找到对中国问题的解答；还有人插队多年，身处逆境，仍然勤奋自学数学外语，期待有一天国家会需要掌握这些技能的人才。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经历、见识、智慧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无可比拟的。

　　我的社会大学经历比较短。1976年，我插队下乡来到了河北省遵化县曹家堡公社沙坡峪大队。这个山村位于长城脚下，越过长城就进入河北省承德地区了。一起下乡的有八个小伙子，住在一个北方农宅中。沙坡峪靠山，农田不多，主要靠水果（包括面酸梨、山楂等）和山货（主要是京东板栗）作为收入来源。除北方的一般农活，冬天最艰苦的是刮树皮，要到北风呼啸的山上爬树把酸梨树的外表老皮刮掉，据说这样可以使得面酸梨皮薄肉细。而秋天最好干的农活就是捡板栗，在山上找个地方烧堆火，架上一个小锅烧栗子吃。最累的农活就是夏天的麦收，这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在抢收的同时还要把第二季赶快种下去，往往需要挑灯夜战。后来由于师资缺乏，我被安排到公社中学担任数学老师，又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村教师的清苦。

　　社会给我们最大的收获不仅是体力上的增强，更是对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认识，对个人意志的磨练，和对人生的感悟。在这样的生活与劳动中，我们亲身体验了社会最本源的冷暖人生与情理世故，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记得下乡不久公社组织我们去遵化县一个著名的知青点参观。这时对农村生活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破灭，思想的动荡正在谷底，而公社的教育又鼓励我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当时的消极和低沉可想而知。但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老乡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勤奋努力，保持着通达与乐观的精神，又让人感到中国社会的博大与宽厚。最近看到也是一位老知青的熊蕾对下乡经历的评论，感觉非常贴切：“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漂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梦想被驱动
　　1982年初，我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参加并通过了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赴法国研究比较法。对我来说，语言问题突然成了最大难关。教育部安排我们从3月到6月进行法语强化学习，我只初学了这几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我记得，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我会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干劲，支持我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我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自己得出满意的答案。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面临时间上的矛盾，所以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会尽量保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期间清冷苦闷的时候，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寂寞无聊的时候，也没条件成为“宅男”，便只是出门走走看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大概半年左右，我的法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块敲开法律大门的砖算是被我紧紧握在了手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掌握好法律知识，把先进的法律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带回祖国。

　　说到这里，事实上，我最初出国学习时，是专攻比较法，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公务员制度。但是1985年的暑假，我回国帮助老师研究中国最高法院的制度、调查中国律师情况，以及之后在法国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都使我越发喜欢上了律师这个职业。公务员制度研究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放弃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也因此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学位和法律实务方向之间，我没有太多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才是我想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用青春和汗水去耕耘的那块土壤。

　　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很难体会我们当时的激情和使命感，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到手的学位就这么飞走，而不是用最高的学位把自己镀上金身。我当时无法面对论文导师失望的眼光，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职业抉择。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光荣和期许，才能实现我自己一点一点清晰的梦。当我沿着法律研究的方向一路摸索，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上用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而不是只空捧一纸博士学位证书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梦如果被赋予激情，那就是坚定的梦想；梦想如果被使命感所驱动，那便是我前方道路上行进的每一个脚印。
　
校园大学里接受现代化洗礼律所
　　校园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大家如何努力学习。学生在路灯下看书或烛光前学习是常见的。十年“文革”的灾难和社会生活，压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科学的春天”正成为全社会对科技和知识渴求的象征，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蒋筑英这些名字就像今天的歌星和球星那样闪亮。人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把“文革”失去的十年补回来。大家有机会进入校园学习，对这样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所释放出的能量是空前的。

　　我的校园大学生活是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度过的，专业是精密仪器制造。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课学习中大家都非常努力，记得是吴颐同学搞到了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大家就找上面的难题来做，做不出来就交流争论，那种纯真的求知态度令人难忘。当时的英语课是由朱慧芬老师教的。朱老师不但人好英语好，而且教学也非常有办法，我们很感谢朱老师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在这个阶段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在中国招生。当时范围比较广泛，我们工科学校也可以参与。经过学校初试、复试等环节，应用物理专业的崔红亮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入选学生，在学校产生了轰动，也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去国外学习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当时也正是科学学、科学社会学、软科学等学科被引进中国的启蒙时期。这些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感觉这些东西比我学的专业课更有意思。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对工程技术的兴趣更大，而老师则特别强调对专业忠诚的思想，这让我感觉比较矛盾。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我留校任教。

　　1982年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被派往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参加一个激光核聚变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在上海光机所期间跟很多科研人员的交流让我坚定了改换专业的信心，我觉得当时国家最缺的不是具体工程技术的人才，而是科技管理的人才。幸运的是，长春光机学院的校领导很有远见，成立了全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学研究机构。完成项目后，我就向学校申请从精密仪器制造专业调动到科学学研究室。真正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才发现，国内这个学科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不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而此时出国留学已经悄然兴起。于是我和其他青年老师走上了学英语，考托福，申请国外高校的这条路。当时我只申请了三所学校，第一所就是杨振宁先生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幸运的是TOEFL考了627分，在没有GRE成绩的情况下申请到了资助。这样，从1985年开始，我就迈出了国门，开始了我的国际大学。

　　四年的校园大学给了我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身份证，从一个下乡知青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业化社会的建设者。这个身份证在3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决定一个年轻人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凭据之一。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给了我一个现代化社会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广博知识、理性思维、独立价值观和公共行为准则。在信息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很多专业知识的传授都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但是校园大学在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功能是其它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国际大学”里感受世界认识中国　　
　　1985年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班机来到了美国，开始了我的国际大学。刚到Stony Brook，第一堂课是Sheldon Raven教授上的，我对他那慢悠软绵的南方口音毫无感觉，一堂课下来什么都没听懂。第一次使用计算机写作业非常激动，可惜半夜写完后存盘操作失误，前功尽弃，只能彻夜无眠，从头再来。第一次进入美国超市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为美国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感到震撼。到美国的前半年就是在一次次的惊奇、意外和试错中度过，真正体会到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的含义。幸运的是我很快适应了环境并开始享受研究生的学习。

　　1987年到1991年，我来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工程与公共政策（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 EPP）博士学位。这个学科专门研究那些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公共政策问题，只招有理工科背景，但有志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博士生。在这里的几年学习非常辛苦，但也真正积累了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研究工具和分析能力。这个系的博士资格考试很有特色，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某一个领域做一项研究，独立完成一篇能够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正式公开答辩。另一部分是一个政策分析的开卷考试。题目一般是模拟一个政策分析咨询公司接到政府部门的邀请，对当前某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给你几尺高一大堆有用无用的各种参考材料。三天之后准时把分析报告交上来。这个部分不少美国人第一次也都考不过。我那年的项目与环境保护的内容相关。虽然对相关的工程技术领域丝毫不熟悉，但也要硬着头皮去阅读材料，建立模型，分析各种选择的利弊。整整三天不分白天黑夜，困了躺下，起来接着做，终于按时提交分析报告，并幸运地一次通过。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obert Ayres是我的第一个导师，正好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主持一个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重大项目，探讨新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及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Ayres教授是学物理出身，具有很好的科学家的直觉和远见，是工业生态学等若干重要领域的开创人，但他对细节往往不特别关注。而另外一位导师Wesley Cohen是经济学出身，擅长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技术创新问题。Cohen教授与Ayres教授恰恰相反，对数据来源、数据处理等细节非常在意。另外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教授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他对中国特别友好，入学不久我们就请他介绍如何适应美国的研究生学习，他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如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出发的。还提到如何面对信息爆炸，他建议不要浪费时间看报纸，报纸上的新闻绝大部分其实是旧闻，每个星期翻一次就可以了。后来慕名去选了他的一门认知心理学的课。好几次上课，他都带上一些演示道具，给我们当场做一些智力游戏，分析破解智力游戏背后的思维过程。他自己有时玩着玩着就入迷了，把课堂甩在一边。到现在，那门课具体学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对西蒙教授在课堂上玩智力游戏痴迷的情景却记忆犹新。

　　说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程与公共政策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的系主任Granger Morgan教授和副系主任India Nair教授。Granger教授从70年代建系不久后就到系里任教并很快担任系主任，目前已经将近40年，这在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是天方夜谭，在美国学术界也不多见。他在此期间克服了校内校外各种困难和多方的怀疑，与麻省理工（MIT）、斯坦福（Stanford）等学校的同行共同努力，巩固了科技、工程与公共政策这个交叉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创立了不确定性分析的研究方向，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间也遭受过病痛的打击，但他积极乐观，勤奋工作，乐此不疲。Nair教授也是在系里工作多年，并在退休前到学校担任过一段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教务长。Nair教授虽然有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兴趣，但她为了EPP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管理教学事务，给学生以学业和生活上的指导，对于在EPP的外国学生来说，Nair教授就像是慈祥的母亲。正是她和Granger这种孜孜不倦坚定执着的精神，撑起了一片学术天地，培育了一代代的EPP人，活跃在国际科技政策领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这些海外学子。

　　与美国社会的接触与认识也是我学习的重要部分。1985年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不久，国际学生办公室帮我安排了一个美国的寄宿家庭（host family）。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丈夫Gregory是一位律师，太太Barbara是一位家庭主妇，家里有两个小孩。Gregory虽然收入不错，但负担也不轻，除了养家之外，还要还房贷和读律师的学费贷款。周末Gregory的很多时间都在修理他们的老房子中度过。另外一个美国朋友是Bill Shaffer，我在匹兹堡的房东。Bill是一位退休老人，曾经担任美国犹太人协会匹兹堡地区的执行会长，对美国社会有很透彻的认识。Bill主要依靠退休金和房租为生，平时喜欢和匹兹堡的朋友们聚会打桥牌。Bill对中国饭菜非常喜欢，有时我多做一点饭菜，也请他一起边吃边讨论美国时政。Bill的梦想之一就是找到一位中国太太。后来他的梦想没有实现，而是“外嫁”给住在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帕西菲卡市（Pacifica）的一位很富有的老太太。我到加州开会还特地到帕西菲卡市去看望他。虽然住着面向太平洋的豪宅，但我感觉离开了熟悉的匹兹堡，他过得并不幸福。

　　1991年到1996年，我应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任助理教授，对美国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也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美国国会1821年根据华盛顿的遗愿立法成立的，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离白宫和美国国务院都非常近，其管理、法律、国际关系等学科在美国都名列前茅。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管理，面对的学生大都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或华盛顿周围大公司的雇员。给这些人上课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对美国经济社会及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搞得不好就要露怯。在华盛顿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对美国思想库的认识。离乔治华盛顿大学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K街，美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库和游说公司就在这里。在工作之余，我也参加了很多由这些思想库组织的各种活动，亲眼看到了这些思想库和游说公司是如何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

　　“国际大学”的经历，让我从里到外体会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从外到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期间，我对国内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关注，为中国取得的一切进步感到自豪，为中国遇到的挫折感到痛心，也为中国发展所失去的机会感到惋惜。正是内心深处这种不可割舍的中国情怀使我和很多海外学人最终下决心回到国内，希望能够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从1996年回国到今天已经过去16年了。回头看过来，感到自己非常幸运，正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机遇，也赶上了公共管理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使自己能够把在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所积累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在改善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和实践中，传道、授业、解惑，勤勉尽责，无怨无悔。有趣但又无奈的是，由于自己在高校工作，又有多年的海外留学背景，在回国工作后的很多场合常常自动地被归类为不懂国情或崇洋之列。殊不知，不管走到哪里，社会大学给我们这一代人打下的中国印记是无法磨灭的。而且与这种偏见相反，恰恰是在国外生活时间比较长的海外归国学人更能够看到西方国家繁荣光鲜外表背后的体制缺陷和深层无奈，更能够用比较平和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的进步与挫折，更能够从多元的历史比较中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矛盾和冲突背后的光明与希望。

　　作为一代人，“新三届”基本都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这一代人经历了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巨变，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及国际大学让我们的知识结构及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不变的是这批人对中国社会深深的人文关怀，对各自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变的理想。正如许纪霖所说，“‘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狂热的实践。……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新三届”在今天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仍然保持他们的稳重与坚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写到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未能进入校园大学的“新三届”的一代同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新三届”一样具有满腔热血与万丈豪情。但由于种种偶然因素，他们与校园大学失之交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通过艰苦的努力，在过去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崭露头角，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勤勤恳恳地在国家发展的各条战线上工作着，其中不少人已经过早地下岗退休。而正是他们默默无闻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反衬出“新三届”的罕有与辉煌。在今天纪念“新三届”毕业30年之际，他们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同辈。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该书的智库支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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