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与荣辱——《南渡北归》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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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与荣辱——《南渡北归》笔记【2】

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湾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去留与荣辱——《南渡北归》笔记【1】　　 　　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影响了一些人的去留。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怕朱光潜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光潜才得到消息。按朱光潜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也已经无能为力。 　　不要忘记刘文典。此公牛气冲天，曾因与蒋介石公开过招而名噪一时。由于吸食烟土的嗜好等原因，在学人“北归”时，刘文典滞留于偏远的云南昆明。他连北平这一文化和学术中心都没心思去，更不用说去台湾了。至于潘光旦教授，就恐怕跟与傅斯年的恩怨有关了。傅斯年向来不把潘光旦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1948年选举中研院院士时，傅斯年将他拉下。你去你的台湾，我留我的大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大概应该是潘光旦合乎逻辑的想法。 　　20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人才争夺战中，国共双方都没有忘记海外留学人员。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思想政治工作”，赵元任与李方桂都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他们所在的美国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与赵、李不同，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人生经常面临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通向奴役的路标上，写着天堂，通向人间的路，一眼望去，山重水复，乌云密布。何去何从?有的人选择价值，有的人选择时务，有的经不住诱惑，改变了初衷，也有脑子一热，率性而为的。至于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了的，也不鲜见。更多的是从众，随大流，情况千差万别，最后的结局也就天上地下。 　　太阳底下——输诚 　　内战硝烟散尽，阳光普照大地。留在大陆的学人，不管当初出于什么考虑，都得到了新政权的礼遇并各安其位。然而，还没等他们把暗自庆幸的喜悦写在脸上，就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了。拥有无边权力的新贵们开始用自己的一套逻辑解释和改造世界——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了，不拿枪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继续革命。 　　于是胡适第一个被拉来，批判胡适运动骤然兴起。对大陆学人来讲，是不是积极参加这场运动，成为对新政权效忠与否的严峻考验。运动如滚滚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些曾经心高气傲、敢于与国民党叫板的文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抽走了脊梁骨;那些当年对胡适的仰望者，在如今这场缺席审判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跳将出来。第一个打头阵的就是陈垣先生。 　　陈垣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被公认为是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年已古稀。他不顾五个月前还与胡适信函往还的笃深友谊，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喝令胡适幡然觉悟，“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 　　接着向胡适开火的是胡适的宝贝小儿子。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称胡适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 　　胡思杜的文章在一流报刊发表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闻风而动，组织了对胡适的批判。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杨振声、顾颉刚、冯友兰等纷纷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敌人胡适发难。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秫之余，见风使舵，纷纷摩拳擦掌，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 　　向来受到胡适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曾写有跟随胡适求学问道、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四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书中，罗尔纲感慨：“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我这本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1948年8月3日，胡适为该书写了序文，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仅仅一年多后，罗尔纲就公开宣称要“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在1955年政协会议上，罗尔纲作了长篇发言，声言“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在向恩师开火的同时，罗尔纲不惜自辱：“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回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胡适的另一个学生任继愈，胡适学生辈人物周一良，张政烺等，也按照罗尔纲的路数纷纷向胡适发炮。 　　在这场批胡闹剧中，自然少不了郭沫若。当年，郭沫若在一公开场合听说胡适赏识自己一篇文章，忙跑来把胡适抱住，在其脸上吻了一下，如今，则在香港发表文章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还是无耻!” 　　批判胡适的文章连篇累牍。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批判胡适高潮刚落下，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原想在成都念佛经、吃僧饭的吴宓不敢怠慢，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在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 　　吴宓甚至在公开场合表态：“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但他很快遇到了新问题。1955年，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然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却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到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一千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地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和吴宓在美国留学时购买的外文书籍。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范学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吴宓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后在别人劝说下，定为二级教授。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还记得那位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就率领同事在南京博物院升国旗的曾昭燏吗?她时刻听从党安排。1950年7月，曾昭燏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发表谈话：“美帝大量的武器不能在大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亡，同样的也不能在一个小岛上挽救国民党匪帮必死的命运!”她还在上边安排下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台湾亲人“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 　　除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她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有“南曾北夏”之称。1954年9月，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1956年，她作为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宴请。 　　正当曾昭燏于文物、考古领域大展宏图时，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曾昭燏积极投身进来。她主动要求参加赴皖北太和土改的工作队。此地人民生活异常艰苦，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前来领导土改的工作队队长把手枪压在头下睡觉，以备不测。有位年轻队员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向曾昭燏汇报后，她越是艰险越向前。第一批没有被批准，第二批她就当仁不让了。据当时从学校分配到南京不的罗宗真回忆，“后来经过批准，她终于下来了……给人以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这和她后来一直向党靠拢，并在1960年前后屡次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她一贯的思想发展轨迹。” 　　曾昭燏还根据上级组织的要求，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傅斯年的关系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曾昭燏写道：“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帮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行为。”1956年3月6日，曾昭燏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时说：“知识分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向新政权输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吴晗的输诚最让人“感动”。此公早在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的军队炮击天津、北京即将拿下之时，就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尙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随后再无下文。但吴晗痴心不改，三番五次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写信，表示不加入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在写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白道：“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中共方面见吴晗确是“铁了心”，遂于1957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出面谈话，通知中共已正式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吴晗听罢，自是欢喜异常。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7月7日，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瞠目。 　　与吴晗异曲同工的是冯友兰。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效忠信，冯也赶紧行动。效忠信写好、密封后托人送给毛泽东。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说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毛泽东10月13日写了回信：“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毛没有买冯友兰的账。 　　享有盛誉的哲学家金岳霖为什么留下来，书中没有介绍。但以此老因恋林徽因而终生不娶，林没走，他留下来当不是难题。1949年后，梁思成、林徽因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金岳霖也不甘落后。金老回忆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林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个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杨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金老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的金老早已热泪盈眶。”1955年春，金岳霖奉调到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筹备处，后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56年9月29日，金老递交了入党志愿书，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建设革命洪流中”。12月11日，中科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下，金老更来劲了，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刨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得那一套哲学体系彻底的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跟吴晗申请入党时表的态很有一拼。 　　无须再罗列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输诚中的种种表现。这些表现，有多少是真诚的，有多少是表演，很难分清。对真诚者该怎么臧否，此处不论，对表演者却不必苛责。俄共前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云，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1949年后我们这里是什么情况就不说了吧，但有一个事实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即没有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和发给的全省、全国通用粮票，以及这票证那票证，谁也别想去它地谋生存，求发展。遥想“万恶的旧社会”，鲁迅在北京没法待了，南下广州，走马青岛，再不然去上海，住租借，投枪、匕首，会客，喝茶，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先生说得做得。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归顺，服从，输诚，效忠，紧跟，是所有想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士人的骨气再也赢不得掌声。你当然可以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不能不顾忌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因自己受到株连。方孝孺的做法违天害理，没几个人愿意学和学得起。翦伯赞在自杀时不忘写下“万岁”那行字，个中透露出多少无奈与苦衷。史载：秋瑾女士被害时行刑者能满足她全尸的条件，陈铁军、周文雍能在刑场上举办婚礼，瞿秋白就义时，能对群众发表演讲，能从容盘腿而坐，林昭、张志新被杀害时是什么情况?1949年前的革命先烈后来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广为宣传和歌颂，林昭被平反了，民间称之为圣女，张志新还被追认为烈士，如今她们二人在权力眼中比麻风病人能好多少?南橘北枳，好的制度懦立顽廉。改革开放前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只能批量生产软骨病。今天的我们不能站著着说话腰不疼，也无权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当年那些输诚者。 　　知识分子的输诚行动折戟于1957年的“阳谋”。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难保一命，他们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太阳底下——炙烤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如果一天24小时都被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照耀着呢? 　　陶孟和抵制了傅斯年迁台的决定，于1949年4月23日以极为亢奋的心情出席了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随后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对设在南京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各所的军管要求。陶孟和的表现，理所当然地受到新政权的赏识。他先是于1949年5月17日成为南京军管会安排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接着，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于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出版编译局局长。 　　但陶孟和很快就发现，自己名分是有了，学术价值却已经不值一哂。他一直从事的社会学专业被新政权作为伪科学遭到否定而被取缔，因而在社科院没有多少实际的工作。更令陶孟和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和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科学报告，国民党不予理睬，新政权也视为一堆废纸。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国共双方都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和社会学研究所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想到的。(半个甲子后的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写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而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陶孟和不知深浅，为费孝通等教授打抱不平，最高当局一度曾把陶孟和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只是因为，一方面，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与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20年初，毛泽东岳父去世，陶与蔡元培、马寅初、胡适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办完丧事后剩余的钱，毛泽东用来创办了文化书社。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只是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否则予以严惩。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时为1961年，终年72岁，算是善终。如果熬到“文革”，那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陶孟和去世三年后，曾昭燏自杀身亡。她在批胡运动中巧妙地躲过了，1957年反右运动也躲过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4年，随着“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曾昭燏感受到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代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安慰。面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十几天后的12月22日，曾昭燏让司机把自己送到灵谷寺，说“我想散散心。”到灵谷寺门前，曾昭燏让司机等一会儿，即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的气息，急忙走进茶室，曾昭燏神情木然，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随即登上塔梯向上攀援。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飘然而下，倏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事后，在曾昭燏交给司机的上衣口袋里发现有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文革”开始不久，南京博物院造反派浩浩荡荡来到曾昭燏的墓地，欲刨坟掘墓，抛骨扬灰。只是刚动手不久，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山谷沟壑飞沙走石，将挥镐弄锹的造反派击打得东倒西歪，睁不开眼睛。少顷，大雨倾盆而下，天地一片混沌。造反派在急促中，把立于荒草中的曾昭燏墓碑砸毁，四散奔逃。回到博物馆后，造反派带着恼怒开始抄家，曾昭燏集毕生心血所购置的藏书和凡是稍微值钱的生活用品被一扫而光。一直以来住在姐姐家的曾昭懿被造反派关在宿舍，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其它牛鬼蛇神，于这年7月被活活饿死于狭小简陋的宿舍中。 　　曾氏姐妹死后三年，哥哥曾昭抡和嫂夫人也领上去地狱的通行证。先是1957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随之撤销本兼各职，让其自谋生路。想回北大，北大的大门在他面前咣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曾昭抡的同事兼好友、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对曾的处境颇为同情，想接纳之，两次给学校党委打报告，皆石沉大海。得知此情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实在不忍听闻，便主动出面聘请曾氏到武大化学系任教。对这位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且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李达，当局给了面子。1958年4月，在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曾昭抡告别夫人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大报到。有了工作，曾昭抡不乏热情和能力，因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写出140万字的《元素有机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甫一问世，即在国内化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受到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高度评价，纷纷要求正式出版。不幸的是，这部六册丛书只出版了两册，“文革”爆发，后四册就此夭折，原稿在“革命”风暴中散失。 　　“文革”爆发不久，曾昭抡夫人不堪凌辱自杀。曾昭抡接到电报，当场昏倒，醒来后速请示组织奔丧，武大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了曾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要求。面对这一决定，曾昭抡无以宣泄心中的悲痛，只好独自跑到校外一块荒地，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一对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躺在北大燕园的俞大絪的尸体被造反派找人拉到火葬场火花，骨灰被抛于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造反派没收拉走，住房被他人占领。曾昭抡则继续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几次从“斗鬼台”上昏倒滚下来。1967年12月8日，在精神苦痛与病魔双重摧残夹击下悄然死去，终年68岁。死后无人收尸，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腐臭。 　　同曾昭抡一样，吴宓也在1957年帮助共产党整风，被赶出课堂。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 　　1969年4月底，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院分校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经跟不上小将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人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开始批斗。吴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上面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人员见状，认为吴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黑漆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婉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到吴宓的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对他进行折磨。面对如此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的哀鸣。1972年，已是79岁的的吴宓被允许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因工资被停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要吃药、疗伤，不得不靠借债度日。1977年1月8日，吴宓的妹妹在征得学校同意后，把兄长接回陕西老家。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 　　该说陈梦家了。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大，陈梦家被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未久，陈氏又撰写和发表了《西周铜器断代》《尚书通论》《西周年考》《六国纪年》等专著，其学术著作后来被人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梦家因公开发表了《慎重一点“改革”汉字》而被打翻在地。此后，由郭沫若组织当时国内相关学术界的大腕，对陈梦家进行了围剿式的大规模批判。遂之，陈梦家被降级使用，一度下放到河南洛阳一个植棉场从事耕地种田等艰苦的劳动。岳父和妻子此前已经受到批斗，如今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妻子经受不起突然而至的厄运，患了精神分裂症。 　　1960年6月，甘肃博物院面对出土的《礼仪》木简因凌乱、字体难认而一筹莫展，遂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求援。此时，对陈梦家的学识颇为赏识且主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夏鼐，冒着政治风险，悄悄派其前往。因是带罪而来，组织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陈梦家照单接受。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查看木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并出版。1962年底，陈梦家终于恢复了工作，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成果颇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经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业界引起震动，认为此书“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牍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还开展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问题是权力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造反有理口号下的无法无天，是对知识分子肉体和人格的摧残与侮辱，并在其中感受到与人斗的其乐无穷。“文革”就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于是，早就是带罪之身的陈梦家重回地狱。 　　1966年8月，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强迫长时间跪在地下接受批斗。烈日当头，陈梦家汗如雨下，但不准抬头起身。批斗者往他身上吐唾沫、泼秽物，并用棍棒打头部，令其交代罪行。紧接着家被抄，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妻子赵萝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整日摔盆砸碗大喊大叫。8月23日，考古所给陈梦家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在所内游行，几次被打翻在地。第二天，陈梦家对人说“我不能再被人当猴耍了!”招来的是更多的罚跪、谩骂与棍棒伺候。烈日炙烤下，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昏了过去。这天晚上，陈梦家吞下安眠药，因药力不足没能自杀成。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陈梦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并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拉往大学校园接受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耳光的一人，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 　　“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似乎是为陈梦家说的。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陈梦家再次遭到了造反派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暴徒“当猴耍了”，于当天晚上在妻子赵萝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狂笑声中，在仅供容身的小黑屋里自缢身亡。时年55岁。 　　与陈梦家一样，1953年1月，千辛万苦从美国回来的穆旦夫妇，双方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出任生物系副教授。其后，夫妇努力工作，也颇有斩获，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是多么好。”让穆旦没想到的是，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先是要参加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等政治运动，让他开始厌烦和苦闷，后是因为他与外文系几位给系领导提意见的教授走得近，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下，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因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作为逆天大罪而成为“肃反”对象。随着审查不断深入，他被升级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在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穆旦被揪出来接受批斗。接着，穆旦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被诬以“美国特务”，并开展搜查他暗藏的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的行动，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 　　1957年，各级党组织苦口婆心号召大家提意见。穆旦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以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件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到“文革”期间，穆旦更是在劫难逃，被批斗、抄家，一言难尽。1977年2月26日，穆旦含冤去世。穆旦在病榻上有诗：“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在当时，这是一个堪比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这道难题同样抛给了梁思成。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批斗。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牌子。” 　　1968年11月，梁思成经不住摧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住进医院，但仍不得不接受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虚弱得不能站立与走动，经学校革委会特批，每次批斗会，学校便把他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在如此反复的折磨中，梁思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绝望中对家人长叹：“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宗师溘然长逝。而梁思成的原配夫人林徽因，逃过了活罪，没逃过死罪。1966年“文革”中，她的墓碑被红卫兵砸碎。 　　与穆旦夫妇前后脚的是张伯苓，他于1950年9月回到天津。不同于穆旦夫妇，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学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充满有敌意，认为张是“战犯”，应该处决。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是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坐呆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开展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纪念册，竟无张伯苓的名字，真是数典忘祖! 　　至于那位不听父亲劝告，执意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因“大义灭亲”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出任历史教师，表现十分积极，想为父亲“赎罪”。1957年整风运动中，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响应党的号召，提教学改革的建议，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惊恐中精神崩溃，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此前受胡适这个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女朋友，到死仍是光棍一条。 　　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同胡思杜一样，那位拒绝了叔叔好意而留在大陆的傅乐焕，在“文革”中被冠以“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而遭到连续批斗、关押与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从关押的小屋逃出，到陶然亭投湖自尽。 　　前文谈到，新政权成立后知识分子纷纷输诚，但也有叶企孙这样的例外。在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叶企孙的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他不但不按照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还不知趣地在师生中倡导“凡事都要独立思考”、“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遂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开展“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清华师生一哄而起，在一片喊打声中，叶企孙被赶下台，随后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了一名普通教授，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此时，已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眼里，更忘却了这位华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鼻祖，才晓得新中国建政五十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 　　叶企孙挺过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但最终没能挺过“文革”。因为吕正操一案，牵涉到熊大缜(后平反)，又因熊大缜一案牵涉到叶，被捕入狱。在狱中，叶经受不起极度的恐慌与折磨，患了精神分裂症并越来越重，身体状况急剧下降。1969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叶企孙被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叶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在红卫兵拳打棍击中，病情再度加重，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再后来，叶的神经彻底崩溃，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来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当时中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已经迁往中关村一带，不少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见到下列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腰，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边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望之者无不为之潸然。 　　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辈人物杨振宁等著名学者回国观光时，曾分别向有关部门请求探望叶企孙，均被婉拒。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之旅，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