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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高校青年教师被称为“青椒”。在外界看来，他们似乎工作清闲压力不大，殊不知他们也有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文章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术中国 ID：xueshuzhongguo
“才疏不能胜任，薪酬不能持家”，这是近日网上所传的某技工类学校一位专职教师的辞职理由。评论普遍认为这话的重点在后半句。虽然此辞职信的作者任教技工类学校，然而很多高校青椒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又一封老师的辞职信火了，这次是史上心酸辞职信》为题刊发这封辞职信的“学术中国”微信公众号，做了一个关于老师薪资的小调查。对于“您所了解的老师薪资是什么样的”，高达73%的人选择“绝对的低收入者”；对于“您觉得老师的薪资应该怎样调整”，68%的人选择“高收入才能让老师更好地教书育人”，20%的人选择“KPI考核，灵活薪资”；对于“作为老师的您，薪资水平是什么样的”，除去五分之一的人回答“我不是老师”，另有30%的人回答在4000元以下，32%的人回答在4000-8000元。
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及他们对此的看法，由是可见一斑。
“青椒”收入偏低 低到怎样水平？
高校青年教师偏低的收入水平，前些年就受到高校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研究者的关注。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高校教师整体收入不高，满意度低。以副教授和讲师为例：收入最低的10%的副教授2010年年收入为40935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副教授则为183659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5倍；对讲师做如此的十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为31464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23095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3.9倍。
上面的数据采集于5年前。这几年高校教师的工资都有一些增长，然而物价和房价也在增长。下面的数据和事例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的待遇水平仍然是个沉重的话题。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发布的一项有关高校教师的收入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总人数的85.9%，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青年教师中近1/4的人收不抵支。
2013年，年仅36岁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生前，张晖曾写下他对人文环境的忧思：“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
提高收入 路径几何？
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构成多元化，包括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两大部分。工资性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福利费等；非工资性收入包括：科研收入、校外讲课收入、评审费、稿费等。根据收入的来源可以分为校内本职工作收入和校外兼职收入两大部分。校内本职工作收入由工资收入、福利收入、奖金、科研收入等构成；校外收入由讲课收入、评审费收入、稿费收入等构成。
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很受青年学子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工作时间安排上有很大的自由度。然而对于相当部分青年教师来说，这种自由并不便于利用来增收。
一位“青椒”说：“以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年薪10万是高校教师收入的一个‘天花板’，很难跨越过去。现在很多老师都在学校外边兼职，能额外多赚一些钱，但能做这些的都是拿到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后，他们的时间安排会更从容一点。我目前还处于一个‘爬坡’阶段，如果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拿不到副教授职称的话，就得离职走人。所以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得放在学术和科研上。”
北大是国内最早开始人事制度改革的高校。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里，有一项是“非升即走”。“非升即走”，即讲师（少数学校还包括副教授）有固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如今，越来越多“985”和“211”高校在采用“非升即走”制。
课题收入是高校教师非工资性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区高校教授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560000元。副教授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8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00倍。讲师中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55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75倍。
说到课题及经费，文科教师就要失声了。由于项目经费总额是衡量大学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这种价值判断之下，高校势必优先加大理工科的投入。“项目经费对于文科老师而言，主要就是提供寻访、购买相关文献的花销，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也就80万，理工科项目动辄千万，五百万以下是小项目。”广东某重点大学的文学讲师叶强说。
前述英年早逝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晖的感叹，是对这一倾向的一个绝好的注解。
收入低继之以差距大 焦虑继之以抑郁
高校同一职称级别的教师收入差距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2010年，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此外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拥有更丰厚的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甚至成为获得教授职称的重要捷径之一。
高校行政化也造成行政指令配置资源。能否得到科研机会和资源，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能力、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及规律，而是依据一些行政指令和规定，“一刀切”地设置种种门槛，资源和机会的配置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行政化也造成学校的行政部门日趋庞大、臃肿。多家行政部门掌控不同的权力和资源，且各自为政，下达各种项目和任务，要求填写或撰写各种表格和总结，综合管理一线教师。仅仅是完成来自各个行政管理部门的报表，也要耗费一线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况其中年轻者还面对苦干评职称的压力。正是因为进入“围城”识尽了愁滋味，才有职业满意度调查近七成（68.8%）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这一事实吧（据《工蜂》一书）。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原校长黄德宽认为，目前高校青年教师普遍面临着发展压力过大、整体待遇较低等问题，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生活状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以及不断恶化的学术生态，也是造成青年教师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偏低的重要原因。
高校青年教师面对自身的处境和压力并非只有一味的抱怨，他们有理性的认识。一位“青椒”的见解很具代表性。他说：“当下国内的顶尖大学都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引进更具竞争性的终身教职制度，强调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这些都无可厚非，甚至是势在必行；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是让所有的教师有充分的物质保障，能够安心、潜心做学术。在实现体面的收入之前，声誉对学者的激励作用会大打折扣。而学术共同体若没有自己的规则和激励，就无法抵挡来自权力和市场的侵蚀，学者们要么盼着做官，要么盼着发财。大学的诸多乱象，与激励的错位不无关系。在笔者看来，高校工资改革的目标，不是将教师的工资提高几个百分点，而是把大学的激励机制搞对，否则就不是改革，而只是涨工资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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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0 07: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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